陰陽學說是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文化的哲學基礎，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，也是中醫(yī)理論發(fā)生及其理論體系構建的文化基因，《內經》的理論的構建和成書深受其影響。正因為陰陽學說在中醫(yī)理論構建的初始即浸潤其中，故而陰陽學說和五行、精氣的哲學思想一樣就必然成為中醫(yī)理論傳承的遺傳密碼，無論是溫補學派，還是“扶陽抑陰”乃至“火神派”，必然攜帶著濃郁的陰陽理論的印記。

陽氣理論發(fā)生于對太陽的崇拜

陰陽理論是在人類對太陽崇拜的生存大背景之下發(fā)生的。沒有太陽就沒有鮮活生動而富有生機的世界，也就沒有人類。這是先秦陰陽家的研究結論，認為無“日”則無“陽”，無“日”則有“霒”（或侌、隂）。這也是“陽”和“霒”兩個概念發(fā)生的背景，也是劉安、董仲舒提出了“陽為主，陰為從”重陽理念的重要依據。

重陽思想是扶陽抑陰流派的理論淵源

重陽思想源于人類對太陽的崇拜。這一思想充斥于《春秋繁露》。《內經》秉承了“陽為主，陰為從”的“重陽”理念，運用于醫(yī)學體系之中，故有“陽氣者，精則養(yǎng)神，柔則養(yǎng)筋”“陽氣者，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”之論，明確地指出了陽氣是生命活動的動力，在生命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陽氣具有溫煦機體組織，抗御外邪侵襲，主持氣化開合，維系陰陽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。

《內經》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。認為“陽氣者，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，故天運當以日光明，是故陽因而上衛(wèi)外者也”（《素問·生氣通天論》）。明確地指出，如果沒有太陽就沒有包括天體運轉在內的一切運動變化，人類崇拜太陽也是《黃帝內經》中陰陽理論背景的文化印記也躍然紙上，重陽思想更是表露無遺。該篇緊承“衛(wèi)外”之意列舉了陽氣失常所致的四季發(fā)病、情志失調、飲食不節(jié)、起居失宜而致病的研究實例，進一步論證陰陽理論源于對太陽崇拜的結論。還以太陽的晝夜活動作為類比，論證人體陽氣晝夜的消長節(jié)律，并用以指導養(yǎng)生和治療。

《內經》所論陰陽失調所致病理的內容，同樣彰顯“重陽”理念。陰陽失調所致病理有“陽盛則熱”“陰盛則寒”“陽虛則寒”“陰虛則熱”四種主要類型，人體一切生命活動所需的熱量來自于身體的陽氣，無論人體在何種病理狀態(tài)下出現的“熱象”，都是人體陽氣偏盛所致（包括實熱和虛熱），也無論人體在何種病理狀態(tài)下出現的“寒象”，都是人體陽氣偏衰所致（包括實寒和虛寒）。前者是陽氣的溫煦作用偏亢所致，后者是陽氣的溫煦不足引起的。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認識，是因為陰陽學說認為，自然界一切事物所需的熱量都是來自太陽，人類也不例外，人體一切活動的動力之源是源自于太陽所賦予人體的陽氣。

《內經》的“重陽”思想才是后世生命科學中陽氣理論的源頭，這也是彰顯于明代的溫補學派之醫(yī)學淵藪，代表人物張介賓之“天有一輪紅日，人有一息真陽”（《類經圖翼·大寶論》），以及“故圣人作易，至于消長之際，淑慝之分，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，非故惡夫陰也，亦畏其敗壞陽德，而戕伐乎乾坤之生意耳。以故一陰之生，譬如一賊，履霜堅冰至，貴在謹乎微，此誠醫(yī)學之綱領，生命之樞機也”（《類經附翼·醫(yī)易義》）的學術立場，后來經過清代喻嘉言、黃元御等人的補充和發(fā)展，逐漸成為一種成熟的治病方法。自清末蜀醫(yī)鄭欽安成為“火神派”開山祖師所著《醫(yī)理真?zhèn)鳌贰夺t(yī)法圓通》《傷寒恒論》三部著作之后，這一治法就成為該學派臨床用藥的基本立場。無論是溫補學派，還是扶陽抑陰之“火神派”，其學術之根仍然是源于《內經》的重陽思想。

陽與中醫(yī)之陽的差異

“陽”概念發(fā)生的初始是指“太陽”。這是形成于春秋時期的陰陽學說之源頭。自從陰陽學說形成之后，人們廣泛用以解釋當時已經認識的自然事物以及相關的自然現象，包括對人類自身各種生命現象的理解。隨著人類對自身生命活動認識的深入，于是借用了這一時期與陰陽學說相伴發(fā)生的五行、精氣等哲學理論，建構生命科學的知識體系。當陰陽理論融入生命科學知識體系之后，其中的“陰陽”概念就具備了“哲學”和“自然科學”雙重特性。因此，大凡涉及到中醫(yī)藥學知識體系中的“陰陽”之時，務必要對這兩種特性有清醒的認識而不可混淆。